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配资方式对于偏安一隅的蒋介石父子而言

兵临城下：1950年台海风云

1950年，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厉兵秣马，意图一雪前耻，再攻金门势在必行。当时，新中国成立才九个月，百废待兴，各方面事务头绪万端，经济恢复、剿匪斗争、土地改革、进军西藏，以及解放台湾等，都是摆在领导人面前的重大议题。

解放台湾被列为全党最重要的战斗任务，为此，解放军集结了十五万精锐部队，组建了海军和空军，并由粟裕亲自负责攻台作战。国际社会普遍认为，解放军即将对台湾发起军事进攻。然而，历史的走向却出人意料。

1950年6月25日，朝鲜战争骤然爆发，彻底打乱了原有的战略部署。仅仅两天后，即6月27日，美国总统杜鲁门便发表声明，派遣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，旨在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台湾的进攻。

对于偏安一隅的蒋介石父子而言，朝鲜战争的爆发无疑是一剂强心针。在海南岛和舟山群岛相继失守后，国民党当局对守住台湾几乎丧失了希望，党国要员们争相逃往海外。杜鲁门的声明，使得原本被视为“废子”的蒋介石，再次回到了国际棋局。

蒋介石曾情不自禁地说：“天不绝我也！”他判断，只要美国参战，就可能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，从而带来他重返大陆的机会。他甚至主动提出派遣最精锐的52军三个师援韩，但被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断然拒绝。

此后，美军第13航空联队常驻台湾，并在岛内设立军事联络办事处。美国的介入，使得解放军面临“两个敌人，四面要兵”的复杂局面：既要准备抗美援朝，又要加强沿海防御，同时还要进行全国范围内的剿匪和进军西藏。

八闽大地：匪患与困境

美军第七舰队的侵入，彻底改变了台海态势。解放军将攻打台湾的准备转变为沿海防御，攻守易位。蒋介石趁势开始实施“反攻大陆”战略，将残余部队整编，并部署七万余人于浙、闽、粤沿海未解放岛屿，企图以正规军海上登陆与“敌后”土匪武装两面夹击。

朝鲜战争的爆发极大地鼓舞了大陆内部的匪特势力。仅在福建，就有超过两千名特务从金门潜入；同期广东地区亦有六千余名美蒋特务入境。这些特务多在台湾或香港接受过专业训练，他们潜回大陆搜罗残匪，发展新匪，一时间，福建境内涌现出三百多个新的匪特武装番号，政治性土匪多达五百余股，约五万五千人。

当时的福建，本身粮食自给不足，又逢春旱，饥荒严重。一些反动会道门趁机蛊惑群众，导致全省一时发生两百多起暴乱，地方陷入混乱。福建的地方武装不仅数量少，而且成分不纯，难以有效剿匪，使得匪患在1950年春季达到了极其严重的状态。

在兵力部署上，驻福建的九个师原要准备再攻金门，多在为此练兵，导致剿匪兵力薄弱。攻金部队在经费和物资供应上享有优先权，而剿匪部队则时常面临断粮断供的困境。甚至出现了“俘匪随抓随放”的现象，因为没有经费管理俘虏吃饭。

这种“宽大无边”的结果是，土匪气焰日益嚣张，群众对解放军的态度也逐渐从支持转为冷漠。长汀的百姓面对解放军，曾直言不讳地质问：“你们不是毛主席的队伍，当年的红军领着农民打土豪、分田地，你们做什么了？抓到土匪就放了，放了再回来害人！”

土匪的猖獗行为给地方造成了巨大损失。1950年，土匪先后袭击区政府和工作队十二次，烧毁仓库五座，杀害干部和民兵二百二十四人，群众积极分子六十五人。九月中旬，河田区政府遭到袭击，区长、工作人员和区中队官兵共四十余人全部遇害，震惊全省。

高瞻远瞩：停攻金门，剑指内患

在内外交困、百事待举的复杂局面下，毛主席以其伟大战略家的眼光，清醒地认识到：抗美援朝战场必须胜利，而沿海防御与剿匪则是攘外安内的关键。他敏锐地指出，外来进攻如果没有内部接应，是相对容易对付的。因此，迅速剿灭土匪，腾出兵力，才是解决多重困局的根本钥匙。

当时，有情报显示，在美方的支持下，台湾当局正调集约二十至二十五万兵力，准备在近期“反攻大陆”。蒋介石甚至派遣何应钦、郑介民前往东京向麦克阿瑟汇报“反攻”和“敌后策应”计划，妄图里应外合，一举拿下厦门、泉州，再以此为跳板，三路出击。

福建的安危，直接关系到东南沿海的稳定大局，毛主席对此必须亲自关照。鉴于福建剿匪的严峻形势和战略紧迫性，他果断决定：暂停对金门的攻击。

这一英明决定为福建增加了剿匪兵力提供了宝贵的空间。原计划用于再攻金门的解放军第十兵团主力部队，得以调整部署。华东军区与福建军区随即研究，提出以五个师和炮兵及特种兵负责海防，另有四个师专司剿匪。

叶飞将军晚年回忆起这一决策时，感慨万分：“这个决策实在是太高明了，解决了福建部队两面作战的问题。”毛主席的这一战略转变，避免了在外部压力和内部动荡之间两面受敌的困境，使力量能够集中用于解决燃眉之急。

雷霆扫穴：八闽剿匪大捷

随着兵力调整到位，福建剿匪工作局面为之一变，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迅猛态势。福建军区副政委刘培善亲自来到龙岩，集训干部，重新部署，要求剿匪部队实行“包剿匪、包土改、包镇反”的“三包”政策，并限定在最短时间内肃清闽西土匪。

在闽西，长汀的匪患尤其严重，主要由国民党少将唐宗（本名李森）派遣组建的“中国人民自由军”两个纵队盘踞。他们散布虚假消息，企图迷惑解放军。但259团采取了出其不意的战术，仅用两个多月时间就歼灭了长汀的股匪。面对惯匪的嚣张和群众的冷漠，刘永生副司令员在检查剿匪工作时，果断下令“就地执行，一个不留”，处决了十七名参与屠杀河田区政府干部的工作人员的惯匪，极大地震慑了土匪，也彻底扭转了民心。

随后，部队与县大队在长汀县城戒严，查出数百名身份不明者，并甄别出上百名匪特，对民愤极大的匪首如饶积成、吴矮子、黄子奇等召开公审大会，当场枪决。一时间，县城鞭炮齐鸣，群众络绎不绝地送来慰问品。

贫苦农民纷纷要求参加农会和民兵组织，剿匪部队不仅耳聪目明，而且每次行动都有民兵配合。在民兵的协助下，唐宗麾下的第37纵队司令郑汉光、副司令涂金标，以及第35纵队司令吴锦林等匪首相继被击毙或活捉。连唐宗本人也于1950年12月5日深夜被253团战士刘万金捕获，并于1951年4月30日被枪决。到1951年5月，唐宗在闽西的四个纵队全部被肃清。

在永春，晋江军分区司令员叶克守亲率部队剿匪，对恶贯满盈的匪特不再手软。12月15日，刘子宽等匪首被公开处决，此举产生了巨大效应。群众欢呼雀跃，积极报告匪情，参与剿匪。八县残存的匪首虽抱团取暖，成立了“福建反共救国统一行动委员会”，企图顽抗，但在解放军的联合会剿下，在不到四十天的时间里，与会的匪首及其武装便被彻底摧毁。女匪首苏玉英被259团机枪连班长杨配和击毙，永春人民为此欢欣鼓舞，甚至抬着她的尸体游行至县城，沿途百姓燃放鞭炮庆祝。

至1951年秋，福建的匪患基本肃清，歼灭匪首八百余名。自1950年11月全力剿匪以来，仅1950年12月至1951年3月，就歼匪超过三万六千名。

战略延伸：长远影响与启示

福建剿匪的胜利，有着深远的战略意义。没有了福建境内土匪的策应，部署在台澎金马的国民党军队“反攻大陆”的企图便迟迟不能得逞，蒋介石和美国妄图里应外合夺取福建的计划化为泡影。这不仅巩固了新中国的东南沿海防线，也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坚实的后方保障。

毛主席的战略高明之处，并非仅限于1950年的这次叫停。1958年，解放军再次炮击金门。在即将拿下金门、封锁已成之势时，毛主席却又一次下令，前线部队从9月4日起停止炮击金门三天。这一决定震惊了国内外，也让国际社会百思不解。